孝廉是西汉察举制科目之一。“举孝廉”就是察举（仔细调查并推荐）那些孝顺父母、办事廉正的人做官吏。
汉文帝时曾下诏举“贤良方正”，汉惠帝下诏有孝悌力田之举。到汉武帝时，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；儒家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、任官从政以廉为方，因此，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科目。然而随着朝代的更替，后来，孝廉便混同于一科。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，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向朝廷举荐人才。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从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东汉顺帝阳嘉元年（132年）又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，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，还增加了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等科目，广泛搜罗人才；同时还制定了“诸生试家法、文吏课笺奏” （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，要考试经术，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）这一重要制度。举孝廉被录用后，大都先放在皇帝身边做郎官。
两汉时期，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，除了文学经学外，一大部分就是举孝廉出身，最有名的如东汉末的曹操、孙权等。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，吏治也较清明。但是，东汉中期之后，吏治逐渐腐败，考核松弛，察举不实，有不少滥竽充数者，竟闹出察孝廉、父别居的笑话。不过，举孝廉制度的实施，极大地刺激了读书人竞相在家讲孝行、为官讲廉洁、与人相处重名节、重操守的风尚，有效地引领着社会走向民风淳朴、政风清流，对两汉的政治甚至后来的社会影响很大。
一、 强项令举孝廉
东汉建武年间，强项令董宣曾在怀县（今武陟县）任县令多年。董宣为了怀县长治久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就做出了“以孝贤治怀县”的决策，号令官吏，发动百姓，层层推选、举荐孝贤人物，以作为全县百姓的学习榜样。他最终确定了“十大孝贤”，其中有：卖身葬父、治病救人的董永，代父戍边、屡建军功的孙瑜，富而好义、捐资济贫的耿林，置粥赈灾、惠及乡党的申桥，急人所难、乐于助人的杜良，吮痈嗍疮、侍母至孝的马恂，绕膝如童、博父笑颜的郑山，五世同居、一门孝友的张义，遵纪守法、宁死不贼的王元，拾金不昧、廉让可风的黄平妻。董宣把十大孝贤的感人事迹张榜公布全县各村，人心莫不震动，民风顿时大变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孝义日盛，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，怀县大治。
特别是董永，不光本人至孝，而且行医乡村，惠泽全县，名声最大，知者最多，遂被推为怀县十大孝贤之首，光武帝刘秀闻知此事，大加赞赏，同意举为孝廉，把董永表彰为孝道典型，在全国大力宣扬，使董永在全国的影响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后来虽未做官，但成了倍受全国穷苦大众崇拜的精神偶像。
我们现在流传的著名二十四孝故事（元代郭居正本），两汉就占有7个，接下来的的三国占有2个，再接下来的两晋也占有7个，合到一起，就有15个。
二、成语典故“攀辕卧辙”
（指某官员被征召离任乘车将走时）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嚎啕大哭，挡住使者的车子，甚至有的卧到车子底下不让他离开，都希望他能留在当地任官。后来就以“攀辕卧辙”作为挽留或眷恋良吏的典故。
《后汉书·侯霸传》：“更始元年，遣使徵霸，百姓老弱相携 号哭，遮使者车，或当道而卧。皆曰：‘原乞侯君复留期年。’”;《后汉书。第五伦传》：“永平五年，坐法徵，老小攀车叩马，啼呼相随。”;《后汉书·循吏传·孟尝》：“以病自上，被徵当还，吏民攀车请之。尝既不得进，乃载乡民船夜遁去。”上述三人都是在家行孝、为官清廉、倾注民生，深受百姓爱戴、被皇帝称赞的有为人物。
试想，一个荣辱不分、德行不良、连自己父母都不关爱的人，又怎能指望他亲民如水、造福一方呢？江西原副省长、省人大主任胡长清在外养得起“二奶”，却每月只给寡母五块钱的生活费。孝在哪？廉在哪？他被审判、被依法执行死刑，着实让人深思惊叹！
有才艺，能够胜任从事的工作，是安身立命、成家立业的基础；有德，能被人尊重效仿，是做人做事、广结人脉、行稳致远的根本。做一个德艺双馨的人，更能把自己的事业做的风生水起、源远流长，为家庭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，自己才会感到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。
讲“孝廉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我们广大师生加强修行注重家风教育的方向，更是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和发扬光大的重要职责。